日前，比利时根特大学中世纪史资深教授Steven Vanderputten（史蒂文·范德普滕）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做了系列演讲——“全球语境下的欧洲中世纪观念”。本文内容翻译、整理自这一系列演讲的第三场。起源叙事是全球中世纪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它们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对现在的构建和规范。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起源叙事，可以揭示人类社会对过去的共同认知和记忆构建方式。在全球中世纪研究中，我们需要关注起源叙事的多样性和共性，理解其在不同文化中的功能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发展。

比利时根特大学中世纪史资深教授Steven Vanderputten（史蒂文·范德普滕）

在这一讲中，我将以中世纪西方专家的身份，重点介绍几个案例，展示一些中世纪西方研究中固有的问题，然后尝试探讨这些问题及我们可能找到的解决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全球中世纪”历史研究指引新方向。

“创世叙事与起源神话”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其中有很多中世纪文献中保存的来自不同文化的精彩故事。这些故事常常让我们感到困惑，看似奇怪、不可思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是神话般的，但我认为这些文献和叙述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在“全球中世纪”的框架下，现在是时候再次深入研究这些主题，并且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

“全球中世纪”研究中有五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将欧洲去中心化，当然，这里指的是18、19世纪对全球历史的看法，在政治、文化层面将欧洲去中心化，当然还有时间顺序上的去中心化。我们谈论的是中世纪，经典定义中的中世纪是500年到1500年之间。中世纪处于古代和近代早期之间，那么它究竟从何时开始？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已经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如果你试图将这些时间界限强加于其他社会，问题会更多。因此，严格来说，“中世纪”这个概念并不真正适用于其他社会的同一时期，就像它并不完全适用于西方一样。如果我们将中世纪定义为两个辉煌时期之间的一段时期，那么我们也会面临比较的问题。因为有些文化的繁荣时期与其他文化不同，这一切问题都是由于我们开始质疑“中世纪”这个词的语义和意义而引发的。

所以，“中世纪”是一个西方概念，它源于16、17世纪西方对古代和近代早期之间西方发生的事情的反思。如果要将其应用于其他社会，我们会面临众多问题。那么，在“全球中世纪”研究中不使用这个概念了吗？我认为不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否应该放弃“中世纪”这个概念？我认为也不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我们使用时需要小心。

第二个挑战关于资料来源和语言的多样化。当我们开始比较过去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时，无论它们属于同一时期还是不同时期，我们都会面临一些问题，因为这些资料并不相同，甚至存在根本差异。当它们看起来非常相似时，通常深入探究后会发现它们仍然有很大不同。例如，封建日本的一些文献看起来很像我们所知的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文献，但如果你开始深入研究这些材料，很快就会发现，这些文献背后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异，所以我们需要对此保持谨慎。此外，因为这些材料使用不同的语言写成，历史学家要么掌握他们要比较的所有文化的所有语言，要么与掌握这些语言的其他学者合作，要么使用翻译资料。我接受的是德国传统的学术训练，在我们的训练中，如果你真的想进行基础研究，那么一定需要使用原始语言的实际文献。所以我一直对基于翻译材料进行基础研究持保留态度，我告诉学生他们需要学习语言。当然，在全球中世纪的背景下，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最后，在不同语言中看似相同的概念，其含义也往往并不相同。例如英语中“law”这个词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历史概念，可以追溯到12世纪甚至更早，但对于其他社会，这个概念不一定适用。

但正如我所说，随着去欧洲中心化和全球研究的开展，这不应阻止我们进行全球中世纪研究，而应让我们做好“备注”，进行讨论，举办研讨会，尝试反思挑战是什么，同时也思考机遇是什么。例如，有很多可以比较的地方，很多可以反思的地方。这就是学术研究——处理困难的问题，迎难而上，而不是回避困难。

第三个挑战即重新思考方法论。“全球中世纪”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新兴领域的优势在于它们没有传统方法的负担，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标准的历史研究方法，但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实验的领域，可以尝试新技术，比如AI人工智能、计算机技术，也可以与其他学科的人合作——考古学家、研究物质文化的人、语言学家等任何领域的专家。我认为在全球中世纪研究的背景下，借助新的方法论，有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可以做。

第四个挑战关于制度变革。我所说的制度变革是什么意思？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况，许多不同的专业知识需要汇集在一起，以至于世界上再也不能只有一个或几个单一的中心。我们希望通过“全球中世纪”研究创造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这不仅仅是由单个的或者小群的研究人员以非常紧密的方式合作，也不仅仅是通过参加同一个研讨会或合编论文集来合作，而是真正一起进行研究、寻找联系，建立协同合作。当然我们现在有优势，可以利用这一点进行开创性的合作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将使在小型机构工作的学者能够真正参与全球讨论。所以北师大举办的“全球中世纪”工作坊以及利兹的国际中世纪大会和其他大型会议，都是开始这种讨论和合作的绝佳场所。

第五个挑战是叙事挑战。我所说的术语和叙事挑战与以下事实有关：当我们讨论全球中世纪的过去，或一般社会的过去时，我们使用某些概念、语言来表达自己。我们也使用叙事，因为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叙事领域。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我们使用的这些概念和叙事是否经得起批判性探究。有时可以，没有问题，但有时我们会发现。事情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当我们开始更深入地思考某些概念时，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对于某个概念或某个历史项目，没有标准定义。

当我和社会学家交谈时，他们总是惊讶于历史研究中许多我们使用的、对我们领域至关重要的概念没有标准定义。例如“国家”，从历史角度来看，没有国际共识的定义。当然，字典会给出定义，但对于这个术语的含义没有共识。在其他领域，确实有类似共识的东西，例如某类专业字典或法典会说国际社会决定我们对某个术语或概念使用以下定义。但是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几乎没有这样的定义，有一些例外，但对于许多基本概念，我们没有，这就造成了人们之间的认知失调。

我每次都说，我们需要与不同社会的专家进行对话，讨论当他们在研究中使用某个概念、某个术语时，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赋予某些术语的意义是基于什么？当一位中国社会学者说“我对国家的定义是这样的”，这基于什么样的观察？我如何将其与我自己的定义进行比较？再比如法律、改革等其他概念。这种对话不是为了建立单一的定义，而是为了理解，看看我们的异同，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继续进行严肃的合作研究和比较研究。但正如我所说，我们还需要研究起源于特定文化背景的概念和叙事的起源和意义，这也是我在这系列讲座中关注的重点。

创世叙事和起源神话

起源叙事是一种在不同社会中都能找到的叙事主题。通常，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在神话的背景下探讨他们的起源或机构的建立。一般来说，任何有文字的社会，其最早文献都呈现出一种对起源文字化的神话，例如一个村庄、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起源。许多这样的文本都包含从文学传统中汲取的元素，这可能是口头传统或书面传统，当然取决于文本的起源时间和神话传统。许多这样的文本包含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元素，但它们仍然在文本中。它们通常将一个群体的起源置于遥远的过去。所以通常没有人能接触到任何关于祖先的活记忆，也没有人能验证这些很久以前发生的起源故事。这些起源几乎不再有直接的口头传承（有少数例外），仅留存有一些文本记忆，或者还留存有图像。它们在所描述的起源和现在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这在意识形态、制度、法律或其他方面都有体现。

作为西欧中世纪的学者，我关注宗教团体的起源。例如，当我研究修道院的起源叙事时，通常同时具备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的修道院是如何建立的？建立这座修道院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它的合法权利是什么？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社区的社会构成是什么？等等。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过去——即所谓的起源——为现在奠定了基础，使现在合法化，为现在提供了正当理由。现在的存在是因为那个起源时刻，那个起源时刻为现在创造了条件。所以即使起源是几百年前发生的事件，它们仍然决定了现在，至少这些叙事的作者倾向于此。学者对这些叙事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现代历史学术的起源，也就是现代西方历史学术的起源。

在17、18和19世纪现代西方逐渐建立起来了历史学术的批判性方法。比如17世纪的一些作者已经对某些起源叙事产生了怀疑，但在19世纪，许多从中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传承下来的起源叙事，包括壁画、口头传统，被视为关于一个社区、城市或宗教社区起源唯一可用的故事，所以历史学家只是把它们呈现给读者，他们也只能做到这样。但在18和19世纪，随着历史方法的诞生，批判性历史方法的出现，一些学者开始质疑所描述内容的历史真实性。这方面有一个重要人物——让·马比荣（Jean Mabillon），一位17世纪的法国伟大学者。学者们逐渐建立一个传统，试图拆解整个文本，看看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此后，在19和20世纪，由于现代历史方法的应用，许多无法经过验证，具有所谓“虚构”色彩的起源叙述被视为与历史无关，这是一个常见的观点，也是许多一年级课程所教授的内容，即这些是神话故事，无关紧要，充满了虚构的材料，所以不应该把它们用作过去的可靠叙述。我把这些称之为对过去的操纵性伪造。

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始于20世纪70年代，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以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教育，学者们对这些文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不再简单地说它们代表不历史现实，而是更多地据此研究这些起源叙事产生的背景。例如，一位12世纪的西方修士写了一个关于7世纪他的修道院起源的故事，我们不再首先研究这个文本关于7世纪说了什么，我们想研究它关于12世纪说了什么，为什么作者要写这个，为什么他认为讲述这个故事很重要，以及他在故事中引入了哪些元素，使其在当代背景下具有相关性。

这种认识广泛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而为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打开了巨大的窗口。现在我们试图了解人们在中世纪背景下如何处理过去，如何看待过去，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可以进一步在不同研究学科之间建立合作联系。因为，如果我们不再试图简单地验证这些叙事中哪些是真的，哪些不是真的，而是将它们视为赋予过去意义的方式，那么就有很多机会进行跨文化边界的比较研究。

我将这种历史学术的演变归因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的影响，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谈谈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我向大家展示两本重要的代表作。第一本是帕特里克·格里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记忆的幻影》（Phantoms of Remeberance）。帕特里克·格里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他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在书中呼吁历史学家研究中世纪西方人对过去的认知，并将其本身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所以我们可以不再试图拆解或揭露它们，而是将这些文本作为见证，见证一种赋予过去意义的方式，一种构建过去无数记忆并赋予它们叙事的方式。

帕特里克·格里《记忆的幻影》（Phantoms of Rememberance）

第二本书是由帕兹尔德等人主编的《历史的观念》。这是一本重要的书，虽然这本书是用德语写就，往往对于非德语使用者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我依然强烈推荐。现在我们有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翻译和理解这些语言。

帕兹尔德等人主编的《历史的观念》

对起源故事和起源叙事的兴趣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二战前，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1947-），她的《回忆空间》，我认为是每个对过去认知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的作品。她的作品有很多译本，也有中文译本。她在这本书中谈到了集体记忆，所谓群体如何记忆过去，以及集体记忆如何作为社会互动的结果而出现，它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所以集体记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因为人们彼此互动并逐渐形塑的一个社区的共同记忆。

Aleida Assmann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s）著《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是最早将集体记忆纳入理论框架的人之一。他认为集体记忆源于社会互动，并为人们如何记忆创造了一种框架。哈布瓦赫假设，作为个体，人们有对个别事件的记忆，对单一事件的记忆，但如果我们想构建对过去的记忆，我们将依赖我们所在社区如何记忆过去。例如，如果我记得我的童年，我有一些参考点，我记得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房子，我的玩具……但如果我想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我会依赖集体记忆和集体年表。我会说，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我最早的记忆是关于这些事件……柏林墙的倒塌让我非常震惊，当时我刚成为青少年，所以这对我影响很大。这类重要事件塑造了我的个人回忆，并赋予它们某种结构和意义。我认为这里也有很多比较研究的机会，显然，因为这是在许多社会中都能看到的现象。

莫里斯·哈布瓦赫（法语：Maurice Halbwachs，1877年3月11日—1945年3月16日）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La Mémoire collective）

哈布瓦赫谈到了社会如何形成记忆，阿斯曼解释了社会为什么形成集体记忆。她说，一个复杂的社会具有组织等级结构、复杂的贸易关系、复杂的社会关系，它们将 “存储记忆”过渡到“功能记忆”。 “存储记忆”是你需要做特定事情的记忆。例如，你想从井里打水，那么你必须知道如何打井，如何把水桶放进井里，再把它拉上来，然后把水倒出来。这就是存储记忆。功能记忆是一种赋予过去回忆结构的记忆，将其转化为连贯的叙述。这本质上和哈布瓦赫说的是同一件事，但方式更复杂。

阿斯曼的作品重要之处在于，她指明了文本将观点强加于社会的集体记忆，它构建了世界观。她说功能记忆出现在早期社会，她谈到了埃及社会，苏美尔社会，甚至也谈到了中国社会等早期社会。她说，当早期文本出现时，这些文本就开始将某种过去的观点强加于社会，它构建了世界观，甚至还告诉他们自己是谁。例如，最早在埃及保存下来的文本说，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这是你作为个体和集体的身份。换句话说，它创造了一种规范，创造了一种宇宙观，这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作为那个社会的成员必须接受的。这很重要，它本质上是规范性的，这些文本不是为了人们的娱乐而写的，这些文本是为了让人们接受它们而写的，进而作为他们身份的基础。

这又是一个对比较研究有趣的思路，如果你想在不同社会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这些最早的书面记载的过去记忆具有规范性，尽管存在重大的文化和其他差异，你可以在这方面做很多比较研究。

我想推荐的第五本书是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2025）的《记忆的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任何熟悉法国文化的人都会知道这本书，它在20世纪80年代是畅销书，它是一套三卷本的大部头，但20世纪80年代几乎法国社会的每位成年的知识分子都读过，这令人难以置信。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1984)

现在法国学界也基本遗忘了它，但它仍然是一本基础性的出版物。诺拉在这部书中探讨法国社会中“记忆的场所”这一概念。他认为“记忆的场所”可以是具体的地点、符号、仪式、文本或人物、雕像、以特定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广场，具有特定代表性的物体，象征性的物体，统治者的王冠等等，它们承载着法国民族的集体记忆，塑造了法国的民族认同。诺拉认为，这些“记忆的场所”是社会记忆的载体，通过它们，社会成员可以共同回忆和构建自己的历史。这些场所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文化空间和象征空间，它们在历史的变迁中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再次说明集体记忆源于社会互动，并具有规范性。他说，在复杂的文化中，我们试图建立一种规范性的过去记忆，并试图使其固定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雕像。

我想推荐的最后一本书是诺伊斯·麦克斯威尼（Naoíse Mac Sweeney）的《古代社会的起源神话与叙事》（Foundation Myths in Ancient Societies ）. 这本书被认为是研究古代社会起源神话的一个杰出贡献。Mac Sweeney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式，将起源神话视为多层次起源话语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孤立的故事。这本书探讨了古代社会中起源神话的多样性，特别是关于城市和社会起源的神话。这些起源故事在古代世界以多种方式被讲述，包括诗歌、散文、纪念性和装饰艺术，以及在公民和宗教仪式中的表演。起源神话在构建身份认同和协商社区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许多古代社区并非只有一个起源神话，而是有多个，这些神话提供了对集体起源的不同视角和解释。书中汇集了来自古典和古代社会的起源故事，涵盖了广泛的时空范围，从希腊殖民地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从地中海中部到中亚。作者们探讨了为什么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神话能够共存甚至共同演化。总体而言，这些章节表明，多个起源神话的模糊性和不和谐性有时比单一连贯的起源叙事更有意义。

Naoíse Mac Sweeney， Foundation Myths in Ancient Societies (2015)

我强烈推荐这本书，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可能会启发研究不同中世纪社会的人思考起源叙事实际上做了什么，过去认知如何产生、其功能是什么等问题。

最后，诺拉·麦克斯威尼还强调了其他作者没有真正强调的一点，她说，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在中世纪社会，使用这些文本的人也清楚这些文本中的内容部分可能是虚构的，但这些起源故事是不是神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讲述这些事情，如何通过隐喻性的语言传达意义。通过引用众所周知的故事，来引导听众。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根据我有限的理解，这也是在不同社会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现象。

例如，我最近研究了中世纪西方的圣徒生平，即被尊为基督教圣徒的人的生平，我读过数百篇。但我一点也不相信中世纪的人相信故事中的所有内容，这些故事中有很多内容即使在中世纪的人的认知中也会显得不寻常，不可能是真的，很可能是虚构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尝试细致入微地理解中世纪的人的思想，不要把我们在这些文本中读到的所有内容，都视为必然会当作真理接受的东西，有时他们会暂停怀疑，说这是一个好故事，它为我们的身份奠定了基础，所以就这样吧。我认为这是中世纪的人很清楚的一点，我会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展示几个例子。

总结一下，起源叙事和起源神话是一种具有规范性的社会现象，它们嵌入物品中、图片中、文本中，也可以是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的口头传统，所以它也可以是无形的，但它是作为一种叙事而存在。并且，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模糊很重要。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全球范围内起源叙事比较研究的基础，但它也要求我们对已经在单一文化层面研究过的叙事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

克吕尼修道院的起源叙事

10世纪和11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是10世纪初在勃艮第建立的修道院，位于法国中心稍微偏东的位置。由于一系列因素，这个机构从一个非常小的修道院，迅速变得地位卓然，变得非常强大、非常有影响力。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成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重要权威。他们还设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机构网络，这个网络覆盖了法国大部分地区、意大利北部、西班牙等地。这一发展发生在10世纪和11世纪初，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因为我们谈论的是宗教团体，但它也肯定是政治上的发展。

在10世纪末的某个时候，修道院通常是非常富有的机构，通常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一个修道院有被政治对手接管的危险，把它交给克吕尼修道院通常是个好主意，因为这样可以保持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同时你可以战胜政治对手。所以很多人对克吕尼修道院感到愤怒，因为它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如此重要和有影响力，我们有那个时期的精彩文本，谈论克吕尼修道士有多邪恶，因为他们就像现在的大型科技公司或亚马逊一样接管世界或世界的一部分，排挤该领域的小玩家。

为了应对这种批评，我们看到一些作者试图构建克吕尼修道院的起源叙事，将其神圣化。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奥迪洛为院长马约卢斯写的传记，院长马约卢斯是10世纪末这座修道院的院长，他的继任者为他的前任写了一本传记，这是一本讲述这位院长生活的文本，但实际上，它也是克吕尼修道院的起源叙事。

在那个文本中，突然声称唯一真正的基督徒是克吕尼的修道士。所以它从这位院长出生在哪里、来自哪里、在哪里接受教育开始，然后作者说，现在我们要谈谈克吕尼修道士到底是谁，他声称他们是唯一真正的基督徒。

他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他说，我们的院长马约卢斯，在954年至994年间统治这座修道院，他是前任院长的继任者，但实际上，他是格洛默的萨摩的意识形态继任者，萨摩是7世纪早期一位重要的院长。他们说，所以我们应该忽略他自己的前任，我们应该直接去找一个早得多的前任，他与克吕尼无关，但实际上是他的精神之父，而这位精神之父的精神之父是圣本笃——修道制度的创始人。所以他说，我们的院长可能是一个现实中存在的机构的领导人，但他更是真正合法修道制度创始人的精神继承人。

第二个论点是，我们的院长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我们是唯一仍然存在的基督徒。基督教之所以幸存下来，要感谢我们的领导人，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推理。他回溯到克吕尼的建立，然后回溯到更早的时期，一个人们不再相信自己信仰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克吕尼修道士通过拯救基督教来拯救世界。由此，实现了将克吕尼修道院神圣化的目的。

克吕尼修道院

问答

请问克吕尼修道院在雨果担任院长之后从魅力型领导转向制度性权威，这一转型的关键动因是什么？克吕尼的圣徒传记策略与其他修道传统（如西多会或本笃会）有何异同？其对修道院长圣德的强调是独特的，还是中世纪修道主义的普遍趋势？

Steven Vanderputten：克吕尼修道院在成立之初的两个世纪里，其意识形态构建在院长如同国家君主般的地位之上。从法律层面而言，克吕尼修道院本身并不真正拥有其财产与附属机构，这些都归属于克吕尼院长所有。这种独特的法律状况源于10世纪早期的偶然因素，使得院长成为了修道院的世俗领主，实质上掌控着修道院及其财产。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基于院长个人魅力与领主地位的模式逐渐暴露出其潜在的危险性。当院长去世时，就会出现棘手的问题：作为领主，院长没有法定的继承人，而作为院长职位本身虽有继任者，但继任者却无法自然地继承领主身份。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克吕尼修道院创造了一整套神话体系，声称一位院长是下一位院长的精神之父，并且能够传递其魅力。这种传递基于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魅力领袖”理论，即通过某种方式将院长的个人魅力赋予其继任者，从而使继任者能够成为新的克吕尼领主。但这种基于神话与精神传承的推理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

到了克吕尼的退休时期，这种模式的裂痕愈发明显。罗马教皇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开始发布文件，从法律层面重新定义克吕尼修道院财产所有权的基础。教皇的文件宣称克吕尼修道院本身是其财产的实际所有者，这一举措使得权力与关注的焦点从院长个人逐渐转移到修道院这一机构本身。当休去世后，庞提乌斯继任院长一职，但庞提乌斯的表现极为糟糕，他搞砸了许多重要的会议，引发了诸多问题。庞提乌斯被迫辞职后，克吕尼修道院的领导层意识到不能再继续依赖个人魅力型的领导模式，因为下一任院长如果同样缺乏魅力或能力，整个克吕尼体系将面临崩溃的风险。因此，他们转向了一种以机构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强调机构的稳定性。在这种新的观念下，领导人的更替不再被视为决定性的因素，无论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如何，机构本身将得以保留并继续运作，从而确保了克吕尼修道院的持续稳定发展。

有关克吕尼的起源叙事策略与其他修道院的异同，克吕尼的情况太特殊了，非常非常不寻常，确实很多修道院会产生起源叙事，但它们的野心要小得多。相比之下，克吕尼修道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规模与野心。许多修道院确实会创造起源叙事，讲述某位圣徒建立了修道院，并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特权与财产，这些故事往往被神话化以增强修道院的合法性和声望。然而，克吕尼修道院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克吕尼修道院的起源叙事不仅仅局限于一位圣徒的建立，而是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神话体系，将院长与圣本笃等重要宗教人物联系起来，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赋予自身更高的宗教权威。这种策略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超其他修道院，使得克吕尼修道院在中世纪修道院中独树一帜。

尽管存在这些独特之处，克吕尼修道院的圣徒传记策略也与其他修道传统有着共性。例如，无论是克吕尼修道院还是其他修道院，都会通过强调修道院长的圣德来提升修道院的声誉。这种对修道院长圣德的强调并非克吕尼修道院所独有，而是中世纪修道主义的一种普遍趋势。在中世纪的修道传统中，修道院长被视为修道院的精神领袖，其个人的品德和宗教修养对于修道院的声誉和影响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克吕尼修道院还是其他修道院，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塑造和宣扬修道院长的圣德，以吸引信徒、获得捐赠并提升修道院在宗教社会中的地位。

中世纪欧洲的许多民族和宗教团体都书写了自己的起源和历史，比如《不列颠尼亚》将不列颠的祖先追溯到特洛伊英雄，构建了亚瑟王的故事，其中包含了情欲、预言和魔法等元素，一些学者认为这挑战了圣奥古斯丁和奥罗修斯所持有的历史叙事信仰。您认为在中世纪的起源叙事中是否存在某种模式或共同特征？在实际研究起源神话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定义和总结什么是主流，什么是特例？

Steven Vanderputten：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挑战。的确，我们要处理中世纪社会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和种族多样性。如果我们谈论中世纪西方，我们既要谈论高雅文化也要谈论低俗文化。我们有高雅文化，如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奥罗修斯的历史观，这是关于基督教的历史，也是关于西方社会的一般历史，它源于罗马遗产、古典遗产，然后与基督教混合，由当然属于精英环境的作者所实践。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大众文化、低俗文化。不仅如此，我们的身份也是多重的，比如一个人可能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但也可能是基督教社会的成员，西方社会的成员，如果被接纳，也可能是某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属于精英阶层，大众阶层等等。所以这种重叠实际上是很正常的，这实际上也是可以用于全球起源记忆研究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社区记忆可以说是分层的，并在每个社会内部相互重叠。这在今天也是如此。

所以，深入探究中世纪起源叙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普遍的模式和特征。

首先，中世纪起源叙事往往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在中世纪西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相互交织。高雅文化以奥古斯丁和奥罗修斯的历史观为代表，其内容聚焦于基督教历史以及西方社会的一般历史，融合了罗马遗产与古典遗产，并由精英阶层的作者加以阐述。而低俗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在民间传说和地方性叙事中，这些叙事往往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民间信仰特征。例如，一些地区性的起源叙事会将本地的神话传说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混合体。

其次，中世纪起源叙事呈现出明显的身份认同重叠现象。在中世纪社会中，个体的身份认同并非单一，而是呈现出多层次的重叠状态。一个人可能既认同自己是某个民族的成员，又认同自己是基督教社会的一员，同时还可能是某个特定宗教团体的成员或属于精英阶层。这种身份认同的重叠在起源叙事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一些起源叙事既强调民族的起源和历史，又强调基督教信仰在其中的作用，试图在不同身份认同之间寻求平衡和统一。

再者，中世纪起源叙事具有明显的社会功能。这些叙事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构建和规范。通过起源叙事，社会群体能够构建起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群体认同感，从而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凝聚力。例如，一些起源叙事会强调某个民族或团体的优越性和特殊使命，以此来激励群体成员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同时，起源叙事也为社会提供了合法性基础，通过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将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正当化。

因此，中世纪起源叙事存在着多元文化融合、身份认同重叠和社会功能显著等模式与特征，如此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世纪社会的文化与历史。